封禅是一种祭祀仪式,是中国古代帝王在五岳中的中岳嵩山和东岳泰山上举行的祭祀天地神祇的一种宗教式的活动,其中以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的次数最多,影响最大。唐代张守节在给《史记》作的解释中,给“封禅”一词作了极简要的概括,他说:
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 封 ”。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天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张守节的解释,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封禅的方式,在泰山上祭天和在泰山下小山上祭地;二是封禅的目的是“报天之功” 、“报地之功”。他引用《五经通义》“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是他的封禅目的论的证据。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强调封禅目的的二重性是合理的。因为历代帝王,特别是有成就的帝王,他们政治目的性是十分强烈的,他们的行为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所以,张守节和《五经通义》的作者在阐释封禅目的时,既注意了崇拜与迷信的一面,也重视了帝王行为的社会政治功利性的一面。至于《白虎通》所说的“金泥银绳”和“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可能是封禅仪式中一个局部性的仪式,相传秦始皇、汉武帝都搞过 “玉检金泥”之类的祭品。后来,唐高宗、唐玄宗也有玉牒文,大概是将文字刻在玉石片上,装在石匣中埋在地下。将这类祭祀活动中个别用品称为“封禅”之“封”,大约只能可备一说。因为,这种解释和“禅” 无法关联。就整体而言,张守节的解释大体符合历代封禅的实际。
泰山封禅是一种规模盛大的祭祀典礼,其隆重的程度超过了历代历朝帝王登基的仪式。质言之,任何一位皇帝都有登基即位的仪式,但并不是每位皇帝都可以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自古帝王即位,都想上泰山封禅,但是,想封禅是一回事,能否封禅又是一回事,因为封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史记·封禅书》)。由此可见,帝王要上泰山封禅,则一定要有政绩,并且,政绩不在主观的夸张,而在客观的认可。因为封禅大典是明时盛世的标志,所以被历代著名的政治家注目。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上泰山封禅,汉武帝要结束有汉以来70年边患上泰山封禅,唐高宗有“永徽之治”、唐玄宗有“开元之治”上泰山封禅,一句话,有“成功”可以告上苍,有德政可宣扬百姓。令人困扰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却提出了“符瑞”出现这个条件。其实,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问题,“符瑞”只不过是一种将社会政治神秘化了的词汇。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有一派人主张“天人相应”,以为人的社会行为和自然天象存在着某种联系,影响很大。封建社会修史书,都要记载天象。简单而通俗地说,这一派学说认为,人间社会政通人和,天象就呈太平景象,例如风调雨顺,一禾数穗之类。若人间社会政治腐败,人民不堪其苦,社会呈衰败景象,则天象将显示异常现象,例如暴雷、淫雨、 山崩地裂等等。中国古代人给这一派学说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国家将兴,必有征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细加考证,“征祥”和“妖孽”都没有质的规定性,因此,“天人相应”说的理论和实际之间就呈现出极复杂的情况。一般说来,史书上说的“征祥”或“妖孽”,有的和自然天象有关,有的则无关。因为人和自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类要生存发展,第一是依靠自然,第二要利用自然,第三要改造自然。从近代科学的角度看问题,自然天象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人们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兴趣。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迁所说的“符瑞”以及后世帝王封禅时所指陈的“祥瑞”,有的与人类社会政治状态相关,有的与人类社会政治状态无关,有的甚至是弄虚作假,自欺欺人。不过司马迁所指的“符瑞”,实际上是要求帝王创造政治实绩。因为按照“天人相应”的学说,只有帝王贤明,才能天下太平,只有天下太平,才会有“符瑞”出现。
既然封禅大典如此严肃,如此严重,探索一下它的成因就显得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的文明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轨迹大抵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简陋到完善地发展前进。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生产力低下,人类依赖自然提供资源而生存,过着渔猎生涯。人对自然现象适应者居多,改变者居少。对于自然现象中之风、雨、雷、电,由无知而恐惧。另一方面,又由生存的需要,对自然有必然的依赖。因为离开自然界提供的阳光、空气、水、食物,人类就无法生存。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民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国语·鲁语上》)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
毫无疑问,这里的表述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所谓“社稷山川”,“皆有功烈于民”,就是指“天之三辰,民所瞻仰”;“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和“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众所周知,日月星辰,不仅放光明利万物,而且能供瞻仰,指示方向。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相反相成,互为消长,变化无穷,生长万物。名山川泽,出鸟兽,长鱼虫,提供民生财用。这就是我们说的人对自然的依存性。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对自然现象的变化和转换,人对自然现象运行的规则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以为自然现象的变化和转换都是随意的和偶然的,并且是神秘的。对自然现象给予人类的艰难和威胁有恐惧感。这种神秘感和恐惧意识,基本上是建立在思维因果的错位之上,知道云生于山谷,不知云生于水;认为雷电生于神,而不知生于水蒸气与空气之磨擦。质言之,人类的依赖自然和恐惧自然,就导致对自然的崇拜,对山川的崇拜。读过《山海经》的人都知道,《山海经》中的山神特别多。有人统计,仅《山海经》中《五臧山经》所载,山神之数约400位,真象葛洪在《抱朴子·登陟》中说的:“山无大小,皆有神灵”。神化是崇拜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比较原始、比较粗糙的崇拜方式。《山海经·西山经》载:“蠃母之山,神长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状如人而尾。”《山海经·中山经》载:“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山海经·西山经》还载:“恒山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皇,见则其邑有兵。”勿庸旁征博引,所谓“神”,不过是人造的幻影。显而易见,这里提到的蠃母山、平逢山、恒山诸神,或“状如人而尾”,或“状如人而二首”,或“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都是人与怪的统一,或者竟是奇与怪的综合。这种变态的造型,是人类进行心理寄托的标志。这种社会行为的文化心态,近代学者称之为“崇拜”。平心而论,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态,所涉及的内涵极其丰富,也极其复杂,远不是自然崇拜或山川崇拜所能概括的。所以,我们这里说的自然崇拜或山川崇拜,只是一种原始而简陋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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