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封禅

时间：2019-11-20 来源：作者：

       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时间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冬。为什么宋真宗赵恒在初战告捷、敌方统军挞览战死的情况下，应敌方要求而自己心甘情愿赔款结盟呢？不近人情的事实却有深刻的背景在。北宋政权的创始人，在政治上有先天不足之狠。唐末藩镇为恶，五代十国军阀横行，赵匡胤仕后周靠“陈桥兵变”，才“黄袍加身”的。军权在政权中的作用，给赵匡胤及其核心集团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宋政权以后，深虑社稷不安，就有“杯酒释兵权”之举。以权力安危为政权宗旨，不以民富国强为政权宗旨，是有宋一代根本性的失误。在处理边事纠纷和战争问题时，常常以政权维持为极限，维持政权，则委曲相求；威胁政权，则一力抵抗，一旦形势改变，威胁减少，又尽力求和。因此，有宋一代（包括南宋）,外患频仍,终被元蒙取代。后来，许多学者归罪南宋，痛诋南宋的奸臣和主和派，其实，南宋的软骨综合症，来源于北宋的先天不足。元朝诗人刘因在《白沟》诗中说：“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是说北宋灭亡，原来金宋分界的“白沟”，移至江淮，南宋与金的分界线是淮河。刘因以为，北宋的灭亡，不能只责怪宋徽宗赵佶的过失。宣和是徽宗最后一个年号。诗中的“赵普元无四方志”，是有历史根据的。赵普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曾显赫一时。但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北宋军队进军幽蓟，赵普上疏谏止：
       臣窃念大发骁雄，动摇百万之众，所得者少，所丧者多。又闻战者危事，难保其必胜；兵者凶器，深戒于不虞。所系甚大,不可不思。臣又闻上古圣人，心无固必，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前书有“兵久生变”之言，深为可虑。苟或更图稽缓，转失机宜。旬朔之间，时涉秋序，边庭早凉，弓劲马肥,我军久困，切虑此际,或误指踪。臣方冒宠以守藩，曷敢兴言而沮众。盖臣已日薄西山，馀光无几，酬恩报国，正在斯时。伏望速诏班师，无容玩敌。              （《宋史.赵普传》）
       赵普以为，进军幽蓟（今河北省北部）是“老师费财，诚无益也。”岂不知，有宋之患，始于幽蓟。在古代，民族关系，一靠政策，二靠强大。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依托，再好的政策也不一定被接受。应该说,赵普是宋王朝的忠臣，却不一定是宋王朝的良臣。赵普念念不忘的是“兵久生变”，于宋王朝不利。“兵久生变”是赵匡胤的心病，也是赵匡义的心病。所以宋太宗赵匡义郑重其事，以诏书回答赵普，虽然是作解释工作，但对赵普的忠心是心领神会。赵普的最大错误是“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的话，其实，纵观古今，分裂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单体的人无法生存。社会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的群体化，群体化促进分工，分工促进发展，发展越来越要求理更大规模的群体化。分裂在小生产条件下是可能的，在生产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也是可能的，但归根结底，最终的大趋向是联合。试看从原始部落的存在，到今日之共同体、独联体、经济圈、贸易区……等，虽然弯弯曲曲，复复杂杂，但抛开细节，只看宏观，历史的趋向是十分明确的。“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是不对的。这大约就是刘因指责的“赵普元无四方志”的依据。当然，刘因并不理解我们讲的历史规律，他不过是从儒家大一统观念出发，主张封建帝王要志在四方，安定边陲，维持一统。这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条件下，是进步的，合理的，因为这种大一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发展经济，强化交流，缩小差别，不必通过武力行为搞掠夺性的再分配，有相对合理性。赵普“无四方志”，是惧怕“兵久生变”，与刘因的维持大一统，不是一回事。所以，北宋初的“无四方志”的思想，影响北宋，也影响了南宋，自然也影响着宋真宗。所以，我们说，宋真宗在澶州初战告捷的情况下，情愿赔款与契丹结盟，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并不是简单的怯战、厌战。
       无庸细说，澶州之战以后，宰相寇准的地位与声望与日俱增，这在吏治腐败的北宋朝廷中,又引起一阵阵冲击波：
       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二年，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宋史.寇准传》）
       王钦若是北宋五鬼之一，他利用寇准提拔官员引起一般朝臣不满时，向皇帝进谗言。他的恶毒之处是挑拔寇准与皇帝的关系，事关赵恒的自身利害，最易引起赵恒的不满。王钦若说寇准把赵恒当作赌注，不能不令赵恒烦恼。至于说一般朝臣对寇准晋升官员“不以次”，倒是说到了封建官僚的紧要处。封建社会官员制度有两大特点，一是等级制，二是人治，不用法治，或者说主要不依靠法治。显然,选择官员亦依人而不依法。为了限制入选官员过程中的弊端，要求按等级按程序提拔，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因此，官员选择就产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按等级和程序，常常是相形见绌的庸人晋升；不按等级和程序，又有可能纵容选拔营私舞弊者，这常常取决于选拔者本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品格。寇准“不以次”提拔了哪些人，不清楚，无法评论。但这给王钦若提供了一个进攻的机会，却是寇准“不学无术”的表现。史称寇准为人“刚直”，但在政治游戏中，只靠社会政治伦理的完美性是不行的。必须御人有术。由于北宋朝廷的吏治松懈，政治游戏陷入极度的不规则的过程中，寇准就失宠，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宋真宗赵恒改用王旦为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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