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石介是泰山书院的创始人。泰山书院是北宋初年山东境内最早、最著名的书院。孙、石二人既是著名的古文家、教育家,也是宋代理学的先驱。他们以儒家理 学精神,培养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树立了一代严谨学风,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泰山学派”。这不仅对于古代书院史的考察,而且对于思想史、政治史的研究,都 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泰山书院也成为泰山文化史上富有理性光辉的篇章。
一
孙复(992-1057),字明复,晋 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自幼笃学,早孤。仁宗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居母丧期间,应晏殊之邀主持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都学舍,孙复前往求 学,引起了有相似经历的范仲淹的注意,并给予资助,使他稍得安顿。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四载:“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 千。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 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 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 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徜因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在这段宝贵的时光中,孙复师从范仲淹攻研《春 秋》,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并结识了泰安人石介等一批年轻学子,意气相投,相互激励,结下了浓厚的同窗之谊。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载:“文正公门下多 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忠宣(仲淹之子纯仁)游,昼夜肄业,置灯账内,夜分不寝。后公贵,夫人犹收其账,顶如墨色,时以示子孙曰:“尔 父少时勤学烟灯迹也”。
离开南都学舍之后,孙复举进士不第,遂东游入鲁,游学于泗水、汶上、兖州、东平一带,又陷于“汲汲于道 路”的困境,且身负先人骨殖,无力下葬。石介说他“年四十有四而两鬓尽白,今既走泗上,又走京师,躬负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将藏于泰山、徂徕之间, 而贫无以具棺榔,先生朝夕爷天而哭”(《与董秀才书》),较之应天府求学之前更为凄惨。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在石介帮助下,孙复来到泰山,开始了 招生授徒,创办书院的活动。庆历二年(1042),由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推荐,孙复出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庆历七年(1047),徐 州人孔直温谋反被抄家,因诗中有孙复姓名,被贬为虔州监税,河南长水县令,应天府判官公事,陵州通判等职。皇祐六年(1054)得翰林学士承旨赵概等人保 举复为国子监直讲。嘉祐二年(1057)七月病故,年六十六岁。孙复病重期间,“枢密使韩琦言之天子,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其家得其书十有 五篇,录之藏于秘阁”。“及闻其丧,恻然。予其家钱十万。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学之诸生,相与吊哭,赙治其丧”(同上),葬于东平县芦泉乡之北扈原。有《孙 明复小集》传世。
二
从景祐二年至庆历二年,孙复在泰山居住八年,主要从事泰山书院的招生授徒活动。
书院是具有研究性质的民间私学。经过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至北宋初年,文化凋敝,教育荒废,亟待重新整顿。统治者鉴于唐朝教训,实行了对外妥协,对内加强 中央集权统治的政策,限制武将,擢用文臣,通过科举选拔大批下层文人充实官僚机构,因而极大刺激了书院的发展。号称“天下四大书院”的庐山鹿洞书院、河南 应天府书院、湖南岳麓书院、云南石鼓书院开风气之先,泰山等地起而响应,一时盛况颇为可观。
孙复来泰山,是受石介邀请,并得到石 介的帮助。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应天府同窗之谊,一方面也是石介对孙复学说的佩服敬仰。与统治者政策相适应,宋代儒学在政治上强调“正统”,思想上强调“道 统”,文学上强调“文统”。加之北方燕、云地区尚未恢复,使得孔子以来“尊王攘夷”说和源于《春秋》公羊学派的大一统思想,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孙复著 《春秋尊王发微》,鼓吹尊重朝廷,提倡忠诚王朝和民族意误码,是宋儒中较早提倡此说者。同时他又特别强调道统,以继承孔孟韩愈的道统自居,自称“吾学尧、 舜、汤、禹、文、武、周公、孔子、孟珂、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三十年,处非今之世,故不知进之所谓进也,退之所谓退也……圣贤之道,无进退毁誉也” (《信道堂记》),在士大夫中大受欢迎,也使石介由衷钦佩,不惜自降身份,以进士之身师事之。
孙复到泰山后,石介赋长诗一首以纪其胜:《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齐。济北张 明远、楚丘李蕴仲渊,皆服道就义,与介同执弟子之礼,北面受其业,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
凤凰飞来众鸟随,神龙游处群鱼嬉。
先生道德如韩孟,四方学者齐奔驰。
济北张泂壮且勇,楚丘李蕴少而奇。
二子磊磊颇惊俗,泰山石介更过之。
三人堂堂负英气,胸中拳挛蟠蛟螭。
道可服兮身可屈,北面受业尊为师。
先生晨起坐堂上,口讽大易春秋辞。
洪音朗朗响齿牙,鼓簧孔子兴宓羲。
先生居前三子后,恂恂如在汾河湄。
续作六经岂必让,焉无房杜廊庙资。
吁嗟斯文 已久, 天生吾辈同扶持。
二子勉旃吾不惰,先生大用终用时。
当以斯文施天下,岂徒玩书心神疲。
经石介等人筹措,景祐四年(1037)在岱庙东南隅汉柏地筑室建起学馆,孙复命名为“信道堂”。他在《信道堂记》中说:“予丁丑岁秋九月作台于泰山之阳。 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处是堂,故名信道堂”。这是孙复讲学泰山的正式地址。不久岱庙整修扩建,信道堂被并入院内,于是北迁至普照寺西侧的栖真观。这原是 唐代道士周朴修炼的地方。经过重新修整,拓建厅室,规模大大超过信道堂。石介亲撰《泰山书院记》,正式称为“泰山书院”。书院交游与弟子情况是:“今先生 游从之贵者,故王沂公、蔡贰卿、李秦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经略、明子京、张安道、士熙道、祖择之,门人之高第者,石介、刘牧、姜潜、张泂、李蕴,足以 相望于千百年之间矣。”
这一时期,书院的主要活动有如下几项:
一、交游社会名流与地方名士,争取各种支持,扩 大书院影响。孙、石与师友、同年中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蔡襄、明子京等人联系密切,书信住还。孔子四十五代孙,以“性情鲠挺,不轻易许 人”著称的孔道辅,曾多次来书院造访,盛赞书院学风及师生之贤,奉符知县马永伯与石介是同年进士,也诗文酬和,过从甚密。时贬知县的前丞相李迪,也把侄女 许配孙复。《渑水燕谈录》卷二载:“孙明复先生退居泰山之阳,枯槁憔悴,鬓发皓白,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五篇,为《春秋》学者,未有过之者也。故相李文定 公守兖,就见之,叹曰:“先生五十,一室独居,谁事左右?不幸风雨饮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贤,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辞,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过 为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荣贵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贵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国之贤,古无有也,予不可不成 相国之贤”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尽妇道,当时士大夫莫不贤之。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也记有此事,元杂剧《西厢记》第五本《张君瑞庆团 圆》第四折曲词中写道:“常言道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清人焦循《剧说》引《西河词话》:“《西厢》未剧有“自古相女配夫新壮元花生满路”。清 人焦循《剧说》引《西河词话》:“《西厢》未剧有‘自古相女配夫’,世多不解。”按宋李复故(迪)尝以侄女妻孙复,“其曰相女者,相门之女,正以李复故曾 为相故也。”相女配夫,典即出此,可见影响之深远。
二、招徒授业,讲习儒术。书院声誉既起,四方土子闻风而趋,除《泰山书 院记》中所述外,还有杜默、张续、李常、李堂、徐遁等人。在教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子、史群书。其中尤以《周易》、《春秋》为重。石介说:“先 生尝以谓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用者《春秋》。是二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石介本人也讲授过《尚书》、《周易》等经典。
三、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在讲学基础上深入研究,撰写学术著作。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十五卷、《易说》六十四篇及《春秋总论》、《尧权议》、《舜制 议》、《文王论》、《董仲舒论》、《四皓论》、《扬子辨》等著述均完成于此时。石介也著成《易解口义》十卷及其它文稿。郓城儒学家王建中、曲阜孔道辅等人 也应邀来书院讲学。这些活动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路了学术空气,开阔了学生眼界,提高了学生思辩能力。
四、推荐学生出仕。孙、石二人用世之心极切,所谓“一寸丹心如见用,便为灰烬亦无辞”(孙复《蜡烛》诗)。在与高官显宦的信中,荐才请用的占相当数量。除孙、石二人互荐外,学生也普遍受到举荐。这种举荐亦收到明显效果。
庆历二年(1042)夏,石介居丧期满,由杜衍推荐任用国子监直讲。同年十一月,范仲淹、富弼、石介推荐,孙复也出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此时书院 学生或由进士及第,或由推荐得官,所余无几,又主持乏人,书院便告消歇。而孙、石二人在太学齐心协力,振兴教育,使太学由零零落落的二三十人,在极短时间 内增至数千人,开始了他们努力改革教风、文风,为“庆历新政”培养人才的新时期。
三
泰山书院的创办与运筹,真正的组织实施是石介,这是一位以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著称的悲剧人物。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家居徂徕山下西旺村,尝讲学徂徕,学者称为徂徕先生。介出身农家,高、曾祖以 来,皆以耕田为业。其父丙开始出仕,官至太常博士。石介年轻时亦甚清贫,入应天府南都学舍从范仲淹学习。据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二引《倦游杂录》 载:“石守道学士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渎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某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 止修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享膏梁,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当赐。’便以食还,王咨重之。”
天圣八年(1030), 石介与欧阳修、蔡襄、马永伯等同登进士第,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郓州观察推官。景祐元年(1034),石介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宝元元年(1038), 石介南京秩满,以父老《时已七十岁》请于吏部,代父远官,遂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到任后一月,因母亡归家奔丧,康定元年(1040)石丙亡故。 石介母服未满,又守父丧。在此期间,石介在徂徕山办起徂徕书院,与泰山书院互为呼应。
庆历二年(1042)夏,石介服除,以杜衍 推荐为国子监直讲。不久孙复亦以布衣超拜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当时正处于庆历新政前夕,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亟思振兴教育,为改革培养人才,加之孙、石讲 学切合实际,针对现实,贬刺时弊,使生徒由二三十人骤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称赞石介:“及在太学,益以师道自居,门弟子从之者甚众。太学之兴,自先生始。”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石介抱负极强,慨然以复兴儒学,重整道统,廊清政治为已任,“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遇事发愤,作 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直言”(同上)。庆历三年(1043),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同 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权臣吕夷简、夏竦罢官,并着手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一时朝野欢欣,至酌酒相庆”(袁《枫窗小牍》)。石介 喜形于色,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几乎!”乃效韩愈《元和圣德颂》,赋《庆历圣德颂》一首,赞誉范仲淹、富弼等,至拟之“一夔一契”,并以“众贤 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直斥保守派夏竦,言辞十分激烈。此诗一出,政坛震动,在为新政广造舆论方面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过于激 进,授人以柄,导致保守派的极力反对。孙复告诫石介:“孙祸始于此矣!”此时范仲淹、韩琦刚刚接到朝命,尚在由陕西经略使任上赴京途中,闻讯大惊。据《范 文正公年谱》载:“(范)公与韩琦自陕西来朝,石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抚股谓韩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公曰:‘天下事 不可如此,必坏。’其后果然。对于石介的过激性格,范仲淹有充分认识,此后不久即反对石介充任谏官。《东轩笔录》卷十三载:“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 襄、王素为谏官,时谓之四谏。四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淹为考知政事,独谓同列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奇异,若使之谏官,必以难 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不 幸的是这种过犹不及的缺陷,范仲淹本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致庆历新政在半年多点的时间内,未及真正施行便告失败。
庆历四年 (1044)三月,石介以韩琦之荐,擢集贤院,仍兼国子监直讲。同年十月即成众 之的,不自安于明,遂请外任,得通州濮州。未及赴任,即于次年七月病卒于 家,年仅四十一岁。有《徂徕集》二十卷传世。石介死后,夏竦等犹衔恨不已,且欲倾倒富弼。死后二年,徐州孔直温谋反,抄家得石介书信,夏竦等人因而散布石 介未死,富弼阴使其人契丹起兵谋反的谣言,使朝廷半信半疑,两次下令开棺验尸。幸亏兖州知州杜衍、提点京东刑狱吕居简以身家性命担保,方免发棺之难,但妻 子儿女受到牵连,被羁管他州,流亡数年。
四
石介不仅是教育家,还是思想家。他极力标榜儒学道统,特别推祟韩愈, 以继承韩愈自期,以祟儒术、辟佛老、卫道统为已任。在政治上,他继承了孔孟民本思想,提出“民者,国之根本也”,“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 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根本策》)。因此他主张裁革冗官司,澄清吏治,推行仁政。在《明禁策》中批评朝 廷,“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茗皆有禁,布棉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几乎一切与人民生活有关者皆有禁,唯独“宫室过度则不禁,豪强兼并则不禁,吏 贪于下则不禁”,因此他建议“唯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则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这种批评是相当大胆尖锐的。
在文学上,石介是古 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维护道统的需要出发,他强调文章的社会功利性,提出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行政”(《上赵先生书》),把文章视为儒教的工 具。他与欧阳修、曾巩一齐严厉批判杨亿为首的西昆派,指出其“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 意,蠹伤圣人之道……其为怪大矣”(《怪说》),成为讨伐西昆派的檄文。其火力之猛,在革新派理论家中鲜有其匹,对涤荡华靡文风起了重要作用。但他过于强 调文章的政治功利性,轻视艺术性,却失之偏颇。他的道统文艺观,给后来的理学文艺批评造成很大影响。
与其文学观相适应,石介为文 观点鲜明,饶有气骨,文风切直峻急,峭刻险僻,多危言高论而缺乏文采,曾自谓:“仆文字实不足动人”(《答欧阳永叔书》)。但她有少数文章既有一定现实意 义,又有一定文学意味,其中当首推《击蛇笏铭》。据《渑水燕谈录》卷四:“孔公道辅,祥符中进士及第,补宁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数出像前,人以为 神,州将率其属往拜之,蛇果出,公即举笏击杀之,众大惊服。徂徕先生石守道尝为公《击蛇笏铭》。”铭中有一段文字颂扬正气之浩然:
夫天地间有纯刚至正之气,或钟于物,或钟于人。人有死,物有尽,此气不灭,烈烈然弥亘亿万世而长在。在尧时为指佞草,在鲁为孔子为诛少正卯 ,在齐为太史简,在晋为董狐笔,在汉武朝为东方朔戟,在成帝朝为朱云剑,在东汉为张纲轮……
一派凛然刚直不挠之气,昂扬于字里行间,南宋文天祥的《正气歌》显然受到此文影响。
五
泰山书院治学严整,注重学以致用,在清苦条件下孜孜以求,磨砺出一批成就卓异的人才。他们或出仕为官,或以文章学术名世。其中姓名可考者有:
姜潜,字至之,泰安汶口镇申村人。石介的侄女婿,后被推荐召试学士院,为明州录事参军,徒兖州录事参军,后为国子监直讲,河南陈留县令。宋神宗熙宁元年 (1068),因反对王安石青苗法辞官还乡,在徂徕山建起“读易堂”授徒讲学,在当地声望很高,终年六十六岁。《宋史》有传。石介有诗《赴任嘉州,初登栈 道,寄题姜潜之读易堂》:
我不从官君下第,其间险易两何如。
连云栈外四千里,读易堂中一帙书。
慈母含饴垂秃发,先生怀道接茅庐。
莫将清泪频频洒,蜀道之难欲上初。
杜默,字师雄,泰安人。以诗词著称,欧阳修称他“杜默东士秀,能吟凤凰声,作诗几百篇,长歌仍短行。携之入京邑,欲使众耳惊”。杜诗常常豪情渲泄,狂怪诡 奇,时人斥之为“杜撰”。有《杜默诗集》当时即失传。《诗人玉屑》存录《送守道夫子》残句:“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中 。推倒杨朱默翟,扶起仲尼周 公”,其诗风可见一斑。石介称他豪于歌诗,欧阳修豪于辞,石曼卿豪于诗,并称“三豪”,《三豪诗送杜默师雄并序》:
本朝八十年,文人为多,若老师宿儒,不敢论数。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诗,欧阳永叔之文辞,杜师雄之歌篇,豪于一代矣。师雄学于予,辞归,作三豪诗以送之。
曼卿豪于诗,社坛高数层。
永叔豪于辞,举世绝俦朋。
师雄歌亦豪,三人宜同称。
曼卿苦汩没,老死殿中丞。
身虽埋黄泉,诗名长如冰。
永叔亦连蹇,病鸾方骞腾。
四海让独步,三馆最后登。
师雄二十二,笔距狞如鹰。
才格自天来,辞华非学能。
回顾李贺辈,粗俗良可憎。
玉川月蚀诗,犹欲相凭陵。
曼卿苟不死,其才堪股肱。
永叔器甚闳,用之王道兴。
师雄子勉旃,勿便生骄矜。
祖无择,字择之,河南上蔡人。进士及第,皇祐五年(1053)任袁州知州。率先设立州学,“置生徒,郡国弦诵之风,由此始盛”(《宋史》本传)。历官龙图 阁直学士知开封府、集贤院学士主西京御史台。他“为人好义,笃于师友,少从孙明复学经术,又从穆修为文章。两人死,力求其遗文汇次之传于世。以言语政事为 时名卿”(同上)。庆历初,祖择之官济南通理、廷尉评事任满,入京复命前,专程到泰山看望孙、石二人,畅谈经术学问,盘桓五日乃去。石介作《送祖择之 序》,称“择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当辅相天子,为宋大臣。为人资材已高,又能自知尧、舜、周、孔之道。顾明复与予,饥寒山谷,何有毫发 利于择之,而冒苦辛、倾肝胆予二人,岂有求邪?明复谓无以谢择之,发圣人之蕴,明王道之极,择之拜而受之”,说明这是志同道合的师友关系。
张泂,字明远,济北(今济南市齐河一带)人。孙复至泰山办学,他与李蕴是最早的子弟。以经术著称,后举进士第,亦担任学职。石介《与张泂进士书》称他: “始受业于子望,又传道于泰山孙先生,得《春秋》最精……明远才三十二岁,已能斩稂秀而且菁英,出红尘而摩苍苍,讨寻不倦,智识日通,异日于《春秋》其将 为诸子师。”
李蕴,字仲渊,楚丘(今山东曹县人)人。进士及第,任奉符县尉。与姜潜同住太平镇,会有暴雨,李蕴派军士前往营救姜潜,反获罪免官,与知县马永伯同时入狱。可见这场冤狱另有原因。
李常,字遵道,李堂,字伯升,皆濮州(今河南濮阳)人。二人笃学有成,以文章名重一时,石介把他们与同乡王禹偁、李迪等人并称。
张绩,字禹功,也是濮州人。曾得石介向欧阳修推荐,欧阳修对其诗文有很高评价。石介在《送张绩李常序》中称“其文如进六军而作鼓者,严猛齐厉,张皇奋施,可式可畏”。石介有长诗《赠张绩禹功》,称赞他:“不度蹄涔微,直欲触鲸鲤”,这也是石介的自况和自勉。
刘牧,字先之,衢州(今浙江衢县)人。进士及第,出仕后又拜范仲淹为师,历任兖州观察推官,荆湖北路转运判官等。
徐遁,字正权,奉符人,石介门婿。他是著名医生,工诗文。在济南与苏辙交好。徐遁撰《祭闵子文》为苏辙称赞。苏辙作有《题徐正权秀才城西溪亭》诗,论者据 此认为李清照词作[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是其描写济南唯一的作品(徐北文《李清照集校注》,济南出版社出版)。乾隆《历城县志》据苏 辙记载,徐遁怀疑医学家王叔和“三焦”有脏无形之说,“齐(州)尝大饥,群凶相脔割而食,有一个皮肉尽而骨脉存者”,徐遁“以学医故,往视其五脏”,表现 了可贵的求实精神。
六
石介久居泰山、徂徕,还作有一批泰山诗。
《泰山》:
七百里鲁望,北瞻何岩岩。
诸山知峻极,五岳独尊严。
寰宇登来小,龟蒙视觉凡。
此为群物祖,草木莫锄芟。
《岳色》:
春近满鲁分,雨余堆汶河。
浓云映不尽,残照射来多。
高与天临县,闲 月上坡。
特开西北户,爱此郁嵯峨。
《徂徕山斋熟寝,家童报征西府从事田集贤元钧、张著作叔文、赵推官庶明书至,开缄读之,因题书后》:
满径蓬蒿懒自锄,何人日午叩茅庐。
徂徕山下一枕睡,经略府中三纸书。
兵谋贵胜纵横出,海鸟忘机饮啄余。
唯有淮夷雅宜作,文章兼不让黄初。
《访竹溪呈孟节兼有怀熙道》:
到头泉石是吾家,坐石听泉日已斜。
一片青衫非富贵,千竿绿竹好生涯。
君曾揽照头皆雪,我试看书眼亦花。
便好结为山伴侣,教他虁盖佐勋华。
《和奉符知县马寺丞永伯捕蝗回作》:
天道不可诘,吾当责尔螟。
方今约谗匿,何故播膻腥。
野草离离尽,秋禾穗穗零。
知君恤民意,鬓减数茎青。
七
长期以来,流传着胡瑗与孙复、石介同读泰山的说法。最早见于南宋朱喜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引胡瑗孙胡涤所述:“侍讲(胡瑗)布衣时,与孙明复、石守道 同读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入涧中,不复展视,恐扰心也。”明末清初,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开篇便 是“安定学案”与“泰山学案”,将上述一段话引录不误。由于《宋元学案》及全祖望的影响,此说几成定论。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 海陵(今江苏泰州人),是北宋著名教育家。年轻时入应天府南都学舍从范仲淹学习,与孙复、石介为同学。后在苏州、湖州一带教学二十年,总结创立了“苏湖教 法”即“分斋教法”。开因材施教先例,并制定了详细完备的学校规章制度,使“科条纤悉各具”,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中央太学也派员“下湖州取其法”。景祐 元年(1034),朝廷更定雅乐,因胡瑗精通音乐,由范仲淹推荐“以白衣对祟政殿”,校订律吕,监造钟磬,授秘书长省校书郎。不久任国子监直讲,太子中 允,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致仕。
由此可见:(1)胡瑗于景祐元年(1034)由苏州出仕,孙复于景祐二年(1035)冬来到泰 山。所谓胡、孙、石同读泰山,时间上不能成立;(2)孙、石、胡三人死后,皆由欧阳修作墓志铭。孙铭中有“退居泰山之阳,学《春秋》,著《尊五发微》…… 自(石)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石铭中亦言及泰山、徂徕的活动。而在胡瑗墓表中,却言“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唯先生及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 这是说三人同在国子监供职时的情况。石介所作《泰山书院记》中,也只字未提及胡瑗;(3)孙、胡二人夙有成见,矛盾很深。《宋史·孙复传》载:“复与胡瑗 不合,在太学常相避。瑗治经不如复,而教养诸生过之。”南宋黎清德《朱子语类》记载了朱熹与弟子的对话:“问:孙明复如何恁地恶胡安定?曰:安定较和易, 明复却刚劲”,这说明二人性格反差较大。孙、石二人现在的诗文、书信中,无只字涉及胡瑗,故只能认为胡瑗与孙、石二人素无交往;(4)胡涤说三人同读泰 山,中间已隔了两代人,此前无人说过。胡涤缘何得知,无从考查,亦无任何证据,现存资料,几乎全可作为反证;(5)泰山自金代始即立“鲁两先生祠”祭祀孙 复、石介二人。石介后人石震之婿、金朝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作了第一篇《鲁两先生祠记》。降至明清,沿祀未改,其间未见胡瑗消息。直至清道光年间,泰安知县 徐宗干在《奉鲁两先生附和圣祠记》中,才首次提到“后人以胡安定读书其地,并为三贤祠”,说明把胡瑗拉进来,与孙、石并称“三贤”,不过是道光前后的事 情。
综上种种,可以推断:一、胡瑗未曾参加泰山书院的活动;二、即使说胡瑗在泰山书院以前来泰山读书,亦无任何证据;三、“同读泰山说”可能系同读应天府南都学舍衍误而来。
八
孙复、石介开创的泰山书院和泰山学派,为北宋复兴儒学,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立下了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在儒学理论上,他们颇多建树,成为宋代新儒学-- -理学的先驱。朱熹称孙、石、胡为“宋初三先生”。全祖望《宋元学案·泰山学案》称:“宋兴八十年矣,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 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熹)有伊川(程熙)不敢忘三先生之语”,指出了他们在理学上的开启作用。孙复继 承了韩愈的道统说,而注重于阐发儒经义理。石介“以仁义忠孝之道发于文章,为诸儒倡”(党怀英《鲁两先生祠记》),并按个人见解在孔孟思想体系中拉入荀 子、扬雄、王通。到了南宋,朱熹又把自己和二程列进去,组成了新的儒家理学系列,其间的传承脉胳是十分清晰的。清代徐宗干说:“夫孔孟之道,阐于程朱,程 朱之源,开于孙、石两先生从祀记》),确实道出其中堂奥。
泰山学派在文学上的贡献,是摧垮了杨亿、刘筠为首的西昆体,促进了宋代 古文运动的发展。自唐代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以来,虽有柳宗元、李翱等人参与协助,盛于一时,但并没有能持续下去,韩柳以后仍是骈俪文流行。宋初虽有柳开、穆 修、王禹偁倡导并力行古文,但无力与风靡天下的西昆体抗衡。石介的《怪说》一出,成为投向西昆体的火药。出任国子监直讲后,石介更以强硬的行政手段禁毁骈 俪文,推行古文。他把文道合一发展到了极端,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石介在古文运动中充当的是批评家而不是作家,其作用是摧毁旧营垒,然而少有新建树。古 文运动胜利,是由其同年好友欧阳修来完成的。
泰山学派倡导的新儒学注重联系实际,尤其是石介注意团结中下层儒生,通过讲学方式议 政干政,形成新的学风,具有一些民主性的进步因素,这一点也在宋明理学中得到继承体现,值得肯定。清代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徂徕集》时说: “(石介)毅然以天下是非为已任,然客气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于诡激……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导其波。 又若太学诸生挟持朝局,北宋之未,或至于 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于驱逐宰执,由来者渐,亦介有以倡之”,是从反面肯定了石介的影响与功绩。
泰山书院在当地的影响也相当深远。明代泰山名士李汝桂的育英书院,宋焘的青岩书院,清代赵国麟的泰山书院,徐肇显的徐公书院,徐大榕的岱麓书院,许莲君的 怀德书院,唐仲冕的泰山书院等等,无一不打出泰山书院的精神旗帜,成为“能使鲁人皆好学”风气的体现,使古老的泰山书院成为一方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