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公元628年-公元683年),继李世民为帝。李世民共14子,属长孙皇后所生者三子,长为承乾,次为泰,三为治。在李世民14个儿子之中,最有可能立为太子的,当是长孙氏所生三子;在长孙氏所生三子中,最先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子李承乾。遗憾的是,李承乾被立为王储15年,终因品行太坏而被废为庶人。这是李世民执政期间,皇室内部一次不大不小的权力纷争。 李承乾8岁时被李世民立为太子,史称李承乾“性聪敏”,很受李世民的宠爱,但是,李承乾稍长之后,品格日坏: 初,太子承乾喜声色及畋猎,所为奢靡,畏上知之,对宫臣常论忠孝,或至于涕泣,退归宫中,则与群小相亵狎。宫臣有欲谏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辄迎拜,敛容危坐,引咎自责,言辞辩给,宫臣拜答不暇。宫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时论初皆称贤。(《资治通鉴》卷196) 这里讲的“退归宫中, 则与群小相亵狎”,是指李承乾建造大铜炉,“六隔大鼎 ”, 然后盗取民间牛马,亲自烹煮,与下属分割共食。又常常扮作突厥人的模样,装作可汗死状,让下属痛哭……公开宣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毫无帝王气象。更为严重的是,李承乾与亲弟弟李泰之间,有权力之争: 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承乾意泰告讦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象,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 (《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承乾酷好男风,因男宠而构恶于父亲和弟弟,其卑琐之状,令人可笑。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齐王李祐因不服李世民管教,公然反叛。李承乾乘机企图刺杀李世民。李承乾对刺客纥干承基说:“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乎?”企图配合齐王李祐,一起对付李世民。齐王败,纥干承基原与齐王瓜葛,被捕入狱,一并交待李承乾的阴谋,李承乾被废为庶人。生活作风的差异,政治修养的差异以及对权力的心态失衡,导致父子、兄弟之间的种种矛盾。李承乾和李泰的矛盾,使得李世民重新物色太子: 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 (《资治通鉴》卷197) 这就是说,立太子产生了不同意见。长孙无忌等人坚决主张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李世民和一部分大臣主张立魏王李泰。李世民转述李泰的意见,让他做皇帝,将来杀死儿子,将皇位转让给弟弟李治。这个意见遭到褚遂良的反对,他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这个反驳是有力量的,当李世民活着的时候,李承乾、李泰尚且争斗不休,待李世民死后,李泰有可能杀子让位吗?当然不能!褚遂良逼进一步,直接批评李世民,说:“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将李承乾与李泰争权位、争宠幸之罪,一古脑儿加在李世民身上。褚遂良的意见虽然委婉,但却严肃而认真,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事实上,李世民与承乾和李泰之间确乎有复杂而微妙的权力纷争。所以褚遂良一步不让,向李世民提出了严肃的警告:“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李世民当然不可能为了立李泰而处置李治,再说也没有任何理由处置李治。此时,李泰的不轨行为又被李世民发现,才后悔立李泰的主意。决心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 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谢。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上悦。 (同上) 这就是高宗李治被立为太子的经过,甚至也可以说是李承乾、李泰鹬蚌相争,李治是渔翁得利。另外,立李治的过程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起了关键作用。这对李治封禅泰山以及携带武则天一起去泰山,都起了极微妙的心理作用。 关于立李治为太子,《新唐书》颇有非议,以为“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童昏。高宗溺爱袵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这当然是旧的正统观念看问题,以为武则天不该当皇帝,而武则天之所以能当皇帝,错在高宗李治身上,连类而及,太宗立李治为太子,自然也大错特错。其实,问题并不如此单纯。武则天当也并非十恶不赦,其实李世民的错误,在立李承乾时就发生了。贞观二年立李承乾为太子,时年仅8岁。虽然李世民派了得力心腹管教,但李承乾日益骄纵。后来,李世民以重视李泰来平衡抑制李承乾,事实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李承乾的骄纵不仅没有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李泰又萌发了夺太子之位的贪心。等到李承乾企图刺杀李世民的阴谋败露之日,李世民左右为难。所以褚遂良指责李世民,说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与李泰之间的关系上,行为不当,以成大祸。其实,李世民也确实知道李治“仁厚”。所谓“仁厚”是客气之词,实际上就是“无能”,因而在李承乾失败之后,他提议李泰。但是,长孙无忌等人坚决反对。李世民有错在先,李泰又有过失在后,长孙无忌是近亲、忠臣、影响大,在朝廷中颇有实力,他力主立李治,可以说李世民是被逼迫的。说李世民“昧于知子”,大概冤枉。立李治为太子时,李世民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治被立为太子,是长孙无忌的主张,而不是李世民的主张。但是,李治“愚”有“愚福”,上承父亲李世民的余绪,内有干练的武则天相助,虽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伤害了不少不该伤害的人,但从历史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尚无大过。过去的历史学家称他有“永徽之治”,虽不是他个人的作为,至少是承家风而不败,似不应毁之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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