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洪顶山茅峪刻经
来源：作者： 阅读次数:
山东地区在南北朝时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至今仍存有大量的佛教遗迹，其中以佛教造像和摩崖刻经最为著名。在有确切纪年的摩崖刻经中，又以东平洪顶山茅峪刻经为最早。洪顶山茅峪刻经5月25日已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洪顶山茅峪刻经位于东平县旧县乡屯村铺村东洪顶山西面茅峪中，东距县城30公里，是北齐时的佛教文化遗存，是一处集经文、佛名、铭赞、题名碑于一体的大型摩崖刻经群。刻经分布在茅峪南北两侧石壁上，峪北刻经以僧安道一为主，峪南以印度僧法洪为主。镌刻面积共达1000平方米。共刻经文6处，其中《文殊般若经》2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集经·穿普提品》、《摩诃衍经》、《仁王经》各1处。佛名9处，刻“大空王佛、” 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观世音佛、具足千万光佛、安乐佛、大山岩佛、安王佛、高山佛等十八佛名。共有大小刻字1200字左右，现存较完整可读者785字，现存刻经基本上保存完整，能反映出当时刻经内容的全貌。字径大小不等，多在25～60厘米之间。而最小者仅7厘米，最大者360厘米。《法洪铭赞》中有“河清三年”（564年）纪年。并有“释迦双林后一千六百二十年”等两处佛灭纪年.
茅峪所刻经文中，仅为某一节段，如《文殊般若经》为“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罗蜜？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无思量，无归依，无洲渚，无犯无福，无晦无明。如法界无有分齐，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亦名菩萨诃萨行处，非行非不行处，恶入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大集经·穿普提品》为“佛告舍利弗，汝问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如字观身，实相观佛。口然唯有智能者乃能知耳，口名观佛”。佛名中峪北中心处“大空王佛”四字，总高9.30米，最宽处达4.10米，是目前已知的我国境内最大的北朝大字。
就摩崖刻经的位置看，刻经于山间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刻字石面基本没有经过加工，是就自然石面而刻，或凸或凹，或平直或曲折，或显露或隐秘。东平一带山川属于石灰岩质，石质较软，因而更能直接体现出书写者笔意，随意、自然、大度，生动传神，书法特色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就书体而言，表现出北朝时期那种隶、楷相间的刻经书法特点，但其间又有独具风格。尤以洪顶山刻经为最，字体以圆笔为主，也有不少使用方笔的（如谷南法洪书刻《文殊波若经》）。谷北刻经字口稍浅，笔画变化明显，显得潇洒、活泼、大方。谷南刻经笔画方直，且隶味稍显浓厚，有的表现出名显的蚕头燕尾之态，字口稍深，显得刚劲有力，稳重大方，内在动感较强。居于谷北刻经中间占主要位置的“大空王佛”四字高近10米，且每字均带有装饰性笔画，尤其“佛”字两竖之首端呈双手状，通天拔地，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可谓“如龙蟠雾，似凤腾宵”。这种榜书大字所表现出来的书法艺术的至善尽美之道是周围地区刻经书法所无法比拟的。再者，茅峪刻经在当时还进行了涂金装饰，如对佛像施以彩绘之做法，只不过时间久远而脱落。试想那些涂金大字，居于天地山川之间，可以随时看，时时看，“水流可阅，日去无翻”，方便了僧侣禅定、颂经。可谓金碧辉煌，泱泱大观，达至弘法之效果。构成了一个金碧辉煌、气象万千的佛教经书氛围。
茅峪刊经者安道一，目前尚不见于史料记载，但根据茅峪刻经中他的铭赞及他在山东地区的刻经情况研究，他是东平人，堪称高僧大德。茅峪刻经中《安公之碑》赞曰“大沙们僧安，不安所安，安所不能安。大道一，不一所一，一所不能一。不安所安，不安于安，所不安能安于安。不一所一，不一其一。一所不能一其一。词曰：安故能一，一故能安，安一一安。岩上雕刊”。安道一不但精通佛学，还善书法，尤其摩崖榜书“大空王佛”最具特色。根据他从事刻经活动的时间看，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所崇拜的佛教事业，其影响在当时可见一斑。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德高僧，却史载无名，可谓历史的遗憾。
洪顶山摩崖石刻是1994年新发现的，此后，许多报刊进行了报导，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国际影响渐大。先后有日本、韩国、瑞士、德国和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来此考察研究。2002年，国内外80余人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山东北朝摩崖刻经考察与学术研讨会”在此召开现场会。2004年5、6月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和德国海得堡大学联合对洪顶山摩崖石刻进行了科学的考察研究。
洪顶山摩崖石刻作为佛教物质文化的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受到佛学史、美术史研究者和书法界人士的关注。它所包含的年代、风格等方面却能反映出我国摩崖刻经尤其山东地区刻经中的发展变化和演变规律。山东地区的摩崖刻经研究尤其在二洪顶山茅峪刻经发现以后，使原来刻经研究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它作为佛教物质文化的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为研究著名书僧僧安道壹的刻经活动及籍里生平以及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对对佛教义理的研究和佛灭纪年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为书法史的研究和北齐摩崖刻经的表现形式增添了新的资料。也解决了我国被摩崖刻经发展路线中的衔接问题。
